文 | 王守謙 徐杰
中國從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石油，占到進口石油總量的九成以上。美國的石油禁運最終“種豆得瓜”，反而使中蘇兩國結成了更為牢固的利益共同體。
作為工業(yè)化時代的重要能源，石油對于國際政治版圖的影響力幾乎是決定性的。無論是美蘇等超級大國，還是產油國組成的國家集團，都把石油作為外交博弈的重要手段。在冷戰(zhàn)時代，美國不但曾借助石油禁運威懾和打擊中國，也通過這一手段的寬嚴相濟離間中蘇同盟。從國共內戰(zhàn)后期到蘇聯解體，石油一直在中美兩國的政治角斗場上扮演著“黑哨”的角色。
歷史學者金沖及曾把1947年稱為國共關系史上的“轉折年代”，不但是因為內戰(zhàn)雙方的攻守之勢在這一年發(fā)生了根本性逆轉，也與美國基于對遠東政治版圖的評估而對中國戰(zhàn)略進行戰(zhàn)術性調整有關。由于直接參戰(zhàn)有可能使自己陷入中國“泥沼”，美國主要是借助包括石油政策在內的經濟手段“矯正”中共外交方向的。
1949年1月1日，坐困愁城的蔣介石命令侍從室發(fā)表元旦文告，宣布“下野”。而在同一天，毛澤東則在西柏坡的窯洞里草擬著解放戰(zhàn)爭的最后動員令。對內戰(zhàn)局勢洞若觀火的美國決策者深恐蘇聯掌握戰(zhàn)后中國的方向盤，立即開始了一系列的戰(zhàn)略評估和對策籌劃。設法以經濟手段在中蘇之間筑墻打援，成為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基點。
1月11日，涵蓋外交、情報和軍方等強力部門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向美國總統提交了題為《美國對華政策》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獨立自主心態(tài)使其不會甘心受蘇聯操控，雖然“蘇聯將會通過中國向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發(fā)起政治攻勢，但由于民族主義的力量，莫斯科控制中國會相當艱巨”，即便“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會加強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政治攻勢”，美國利益也不會遭到“災難性的影響”。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美國總統“應逐步減少和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同時采取措施，“繼續(xù)同中國保持一般的經濟關系，作為加深中蘇矛盾的利器，避免出現一個獨立的中共政權，并以美國國家安全作為對華政策的第一要務”。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所謂的“措施”，是情報機構對中國建國初期面臨的狀況詳細評估和分析后的結果。它認為，中共建國后百廢待興，尤其需要進口石油以重建工業(yè)和交通體系。情報偵搜的結果顯示，“共產黨需要進口的主要物資是石油、動力設備等，煉油、汽油、潤滑油和其他無可替代的石油產品必須進口。包括航空燃油在內，中國每年需要1500萬至2000萬桶石油，任何一種物資的嚴重不足都會嚴重地影響到經濟的恢復。美國是石油、某些設備和汽車的主要生產地，中國的進口必須依賴美國。”
為了阻止中國與蘇聯建立緊密的外交與經濟聯系，同時又不至于激怒中國未來的領導人，美國小心翼翼地拿捏著政策分寸，對中國采取了有節(jié)制的選擇性貿易禁運。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41號文件顯示，華盛頓擔心新中國成立后的工業(yè)化進程會對美國造成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壓力，準備嚴格管制對華能源出口，但管制程度應寬于美蘇貿易，主要通過控制國內石油公司對華出口數量及出口石油的終級用途，來弱化新中國的國防和工交系統的現代化程度。據統計，在 NSC41號文件通過之后的1949年度，美國對華出口的石油制品如汽油、柴油及其他燃料油、煤油、工業(yè)潤滑油分別減少了94%、93%、99%、 93%，從1950年1月起，商業(yè)部甚至停止發(fā)放大多數精煉油的出口許可證。
鑒于他國有可能基于國家私利而破壞“矯正”中共外交政策的戰(zhàn)略計劃，美國敦促和逼迫英、日等國對其石油禁運政策進行配合。華盛頓要求倫敦嚴格限制其對香港的出口，對中國實行R程序貿易審核，即實行出口許可證制度，把軍火裝備及與戰(zhàn)爭潛力直接有關的物資歸類為1A，戰(zhàn)略重要性稍次的物資則歸為 1B，前者嚴格禁運，后者則有所管制。
但是，一貫奉行現實主義的英國并未就范，只同意禁運軍火，并未認可美國盟友的石油禁運要求。直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英兩國才通過多次談判達成合作意向—如果法國、比利時、荷蘭政府同步合作，英國將對中國、朝鮮及澳門地區(qū)實行1A類物資出口許可證制度，避免與中、朝兩國簽訂超過正常民用所需的石油制品長期供貨合同。
日本作為美國托管地，在對華貿易問題上顯然要溫順得多。1950年1月，日本陸軍部發(fā)布命令，禁止國內企業(yè)向中國及北朝鮮出口1A類物資，1B類的出口也要向華盛頓報告，且只能用于正常商業(yè)用途，既不能用于軍事目的，也不得轉口輸出到其他共產主義國家。
美國有限度的石油禁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遲滯了中國重建國防與工交系統的進程，但并未打消新中國領導人的現代化雄心。后者不但利用美國貿易管制的缺口，設法從西方和日本進口民用石油制品，而且向蘇聯進口了大量石油探采機械，擴大了原油和成品油進口規(guī)模。后者出于對沖西方在華利益的考量，也只能滿足新中國建國初期的能源需求。
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完全打破了美國期望借助貿易管制塑造中國外交路線的夢想。中蘇事實上的戰(zhàn)略結盟，使美國政府不得不下令對華采取全面而嚴格的石油禁運。在中美關系正�；暗�20年內，兩國石油貿易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tài)。
1950年6月29日，美國國務院要求國內石油公司暫停向中國港口運輸石油產品，停止與中國的石油代理商討論擴大航運規(guī)模的問題，商務部也隨后撤銷了已經批準的對華出口石油的“特種許可證”。在美國把持的巴黎統籌委員會會議上，美、英兩國提出把包括原油、柴油、汽油、潤滑油、燃料油在內的一切石油制品列入與美國1A類貨單基本一致的I號國際貨單。與此同時，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的決議》，禁止原子能材料、石油等戰(zhàn)略能源及相關設備等1700多種商品輸入中國。華盛頓希望借助這一措施削弱中國在朝鮮戰(zhàn)場的后勤供應，逼迫北京知難而退，甚至窒息中國經濟活力，促成中共政權的瓦解。
但是，美國顯然低估了中國龐大的國土和政治體制所蘊含的潛力。盡管美國對華全面石油禁運政策給中國造成了巨大損失，而且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恢復與鞏固政權的進程，但卻催生了中國決策層“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北京一方面推行經濟計劃與管制政策，深入挖掘能源生產的潛力，同時加大中蘇貿易規(guī)模，緩解國內的能源緊張。據統計，朝鮮戰(zhàn)爭期間，中國從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石油，占到進口石油總量的九成以上。美國的石油禁運最終“種豆得瓜”，反而使中蘇兩國結成了更為牢固的利益共同體。
朝鮮戰(zhàn)爭之后，蔓延在美國的冷戰(zhàn)氛圍和敵視中國的公眾輿論，使得美國對華石油禁運政策得以延續(xù)。直至1970年代初期國際政治版圖發(fā)生重大改變，中美雙方尋求關系正�；Q易對抗的局面才得以轉圜和終結。
從1950年代末開始，蘇聯出于冷戰(zhàn)目的和國家私利而對中國的戰(zhàn)略控制，逐漸使秉持民族獨立理念的中國領導人感到厭倦和反感。中國期望自主開發(fā)石油等戰(zhàn)略能源，以擺脫國民經濟對蘇聯的高度依賴。1960年代末的大慶油田開采和中蘇珍寶島之戰(zhàn)，從正反兩方面加速了中國與蘇聯能源貿易鏈條的斷裂。中國在保持自主性開發(fā)石油的同時，必須尋找新的油源。在同一時期，美國不但在冷戰(zhàn)中趨于守勢，需要借重中國對沖蘇聯壓力，而且也必須擴大對華貿易，以緩解越南戰(zhàn)爭和西歐、日本崛起對其國際競爭優(yōu)勢的折損。中美雙方的能源貿易僵局由此開始松動。
1970年8月26日，美國宣布，不再禁止國外的美國石油公司給往來于中國、運輸非戰(zhàn)略物資的船只加油。次年4月14日，總統尼克松發(fā)表聲明，對“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船只或飛機”供應燃料的禁令也將被取消。6月10日，美國公布對華非戰(zhàn)略性項目貿易貨單，正式結束了實行21年之久的對華貿易禁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毫不掩飾這一決策對于平衡美蘇關系的作用。他說：“對蘇聯的擴張政策起到遏制作用，恐怕正是我們從與中國的關系正�；χ兴@得的最大收益。”
基辛格對“收益”的期待，很快就得到了北京的回應。學者宮力認為，由于“文革”之后的中國急需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中國的石油工業(yè)出現了井噴式發(fā)展，原油產量以每年18.6%的速度遞增，至1978年突破了1億噸。如此高速度的石油開發(fā)，對資金和采冶技術的需求無疑是海量的。因此，“中國需要加強同美國的關系，尤其是經濟關系”。不久之后，一些美國石油公司受邀來華，探討未來開展技術合作的可能性。
中美建交后，兩國戰(zhàn)略需求的交集有所擴大。中國需要借助外力為“四個現代化”加油，美國則受困于歐佩克崛起和兩伊戰(zhàn)爭造成的第二次石油危機。雙方被迫放下政治成見，以斗而不破的現實主義外交代替泛意識形態(tài)化的全方位對抗。低端、有限制的石油貿易，自此也得以步入能源合作的深水區(qū)。
1979年，中國副總理鄧小平訪美，期間達成了包括《中美化石能源技術開發(fā)與利用合作議定書》的一攬子政府間科技合作方案。1985年，兩國經過艱苦談判，同意將石油天然氣作為關鍵一項進行商討，決定加強兩國在石油天然氣領域的合作，共同建立符合兩國利益的石油天然氣政策。
非官方性質的學術交流成為中美對早期能源技術合作進行試水的第一個領域。1981年，中美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聯合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中美學者就油田地球物理勘探史、地球物理學理論、地球物理勘探難題及解決設想、巖性勘探等與石油勘探開發(fā)相關的問題進行了首次正式交流。次年，中美能源、資源、環(huán)境會議也在北京舉行，能源經濟、節(jié)能技術成為兩國學者的新話題。
企業(yè)技術合作的障礙不但來自美國方面，也來自中國方面。長期以來的列強入侵和對華遏制，使中國人對涉外礦業(yè)合作的態(tài)度格外謹慎。1982年，中國決策層出于戰(zhàn)略考慮，決定在人大立法之前，先行允許外國資本介入石油資源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條例》得以頒布，中美石油合作的政策阻礙得以消除。
據統計，從1981年到1990年，中美合作鉆探的石油井口約49口，幾乎是中國海域開鉆的185口預探井的三成。包括阿科(ARCO)、圣太菲(SANTA FE)、美孚(MOBIL)、德士古(TEXACO)和�？松�(EXXON)等石油巨頭在內的美國企業(yè)紛紛進入中國海域。這些石油巨頭以分階段合作的方式，先后與中方企業(yè)簽署了在中國南海和南黃海進行地球物理勘探的意向書和意向性備忘錄。1985年12月17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與美國菲利普斯和派克頓公司，在北京簽訂了珠江口東部15/22區(qū)塊石油合同。
冷戰(zhàn)后期中美石油貿易的復蘇，是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和兩國外交博弈的產物。它對1980年代的中美關系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兩國在涉及石油貿易各領域的相互嵌入，也造成了其他政治經濟關系的深度合作，這正是冷戰(zhàn)結束后中美貿易雖有波動但仍在擴大的基礎之一。隨著中國石油(601857,股吧)產業(yè)的逐漸坐大，美國依靠能源貿易管制“教授”中國如何行止的課業(yè)，也基本退出了白宮的外交政策清單。
(作者系河南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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